后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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话本的样式,一条旧辙,今日之轮滑落进去,仍旧顺达,新异。

放弃“心理层面的幽冥”,口语铺陈,意气渐平,如何说,如何做,由一件事,带出另一件事,讲完张三,讲李四,以各自语气,行为,穿戴,划分各自环境,过各自生活。对话不分行,标点简单——《喧哗与騷动》,文字也大块大块,如梦呓,如中式古本,读者自由断句,但中式叙事,习染不同,吃中国饭,面对是一张圆台,十多双筷子,一桌酒,人多且杂,一并在背景里流过去,注重调动,编织人物关系;西餐为狭长桌面,相对独立,中心聚焦——其实《繁花》这一桌菜,已经免不了西式调味,然而中西之比,仍有人种,水土,价值观念的差异。

《繁花》感兴趣的是,当下的小说形态,与旧文本之间的夹层,会是什么。

西方认为,无名讲故事者,先于一切文学而存在,论及中国文学,“摆脱说书人的叙事方式”,曾是一句好话;有论者说,中西共有的问题是——当代书面语的波长,缺少“调性”,如能到传统里寻找力量,瞬息间,就有“闪耀的韵致”。

在一篇专访里,贝聿铭问记者,能否说上海话,贝聿铭说:“说上海话好,因为我普通话说得不太灵,说上海话比较容易点,那讲上海话吧。”(《世纪》2012-4-P11)接下来,贝聿铭想必是用“较容易点”的母语(“上海书面语”?),详谈了他的专业——“世界建筑样式之变”——“米芾山水画之灵感”——“永恒建筑的意义”。

在国民通晓北方语的今日,用《繁花》的内涵与样式,通融一种微弱的文字信息,会是怎样。

《繁花》长时期在一个语境里徘徊,也使部分读者,长久陷入这个氛围中。有一个朋友说,看书看报纸,“也用《繁花》的口气去读,真受不了。”这是我没意识到的结果。我的初衷,是做一个位置极低的说书人,“宁繁毋略,宁下毋高”,取悦我的读者——旧时代每一位苏州说书先生,都极为注意听众反应,先生在台上说,发现有人打呵欠,心不在焉,回到船舱,或小客栈菜油灯下,连夜要改。我老父亲说,这叫“改书”。是否能这样说,小说作者的心里,也应有自己的读者群,真诚为他们服务,我心存敬畏。

我希望《繁花》带给读者的,是小说里的人生,也是语言的活力,虽我借助了陈旧故事与语言本身,但它们是新的,与其他方式不同。

我在小说中引了穆旦的诗:

静静地,我们拥抱在

用言语所能照明的世界里,

而那未成形的黑暗是可怕的,

那可能和不可能的使我们沉迷。

那窒息着我们的

是甜蜜的未生即死的言语,

它底幽灵笼罩,使我们游离,

游进混乱的爱底自由和美丽。

感谢为了《繁花》的出笼,给予热情帮助的朋友们。感谢你们。

金宇澄谨白

2012年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