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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为法医，我常年跟尸体打交道，要说没有遇到过诡异的案子，那是骗人的。
写下这些文字，我并非想故弄玄虚，而是想将那些不可思议的案件还原出来，让大家更了解法医这神秘的一行。由于法律和道德等原因，我不能在书中公开一切真实资料，只能点到为止，大家请勿对号入座。
我的名字叫朱明川，生于广西，一介草民。恢复高考后，我考上了原南宁地区卫生学校，毕业后就分配到马山县贡川卫生院工作。1986年，我开始在马山县公安局从事法医工作，95年后兼任马山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，负责法医鉴定及主持刑事技术工作。前几年，公安局只有我一个法医，在基层做法医，接触高度腐败尸体是家常便饭，凶案现场也极具震撼力，搞得我一度想逃走。
世事多变，后来有一个案子让我改变了心态，决定继续干下去。
我记得，那是1988年夏天，广西的一座县城发生了碎尸案。根据群众举报，有人在县城外一个下水道井口闻到恶臭，找人掀开盖子一看，里面泡着一袋尸块，袋子已经破掉了。这案子震惊全县，公安局经过盘查和搜索，总共找到六个黑塑料袋包装的尸块。因为那个县城同样只有一个法医，我就被借调过去，帮忙做尸检。
那个法医叫谢增龙，曾和我一起在南宁学习，后来我们还有过多次联手办案的经历，但这都是后话了。先说，我赶去事发县城时，谢增龙已经把能找到的尸块按人体形态标志拼接排列了。可是，凶手碎尸碎得太彻底了，尸块被砍剁得成肉沫了，骨头没有完整的，别说死者的身份识别检验，甚至不能从骨盆或耻骨来鉴定死者的性别了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法医可以提取血液或软骨细胞做X、Y染色体检验，以判明死者的性别。可是问题就出在这儿，我们居然检验出来，死者有XX和XY两种染色体。那意味着什么？这是违反科学的！男性的染色体是XY，女性的染色体是XX，按理说，不应该检验出死者有两种染色体才对。当然，世界无奇不有，也许真的会有一个人有两种染色体，即嵌合体，但那几率太小了。
若非死者身体异常，那么为什么会检验出男性与女性的染色体？碎尸案中，是不是有两名死者？尸块被我们搞混了？
与此同时，公安局经过数天的走访调查，发现一个叫李秀华的女人失踪了，确定她是县城里唯一失踪的人口。听到这消息，我和谢增龙就纳闷了，假设不是警方疏忽，死者亦非阴阳人，那为什么有两种性别的染色体呢？
这一点看似对刑侦工作不造成困难，可正是这细微的一点，成了日后我们侦破碎尸案的关键所在。
国际著名法医学家托马斯?野口先生有过这样一段精辟的描述：“面向生者转述死者的惨痛经历，使得法律发挥效能，这正是法医的职责。”这话不假，要转述死者的话，就必须先从尸体那里认真地听。我和谢增龙面对碎尸，检测出两种性别的染色体，进了死胡同，只得从另一方面着手。
在碎尸案中，罪犯与被害人往往有亲缘关系或社会的交往关系，杀人现场一般即为分尸现场，但也不一定，这要从尸体的分解方式、包装方式、附着物及抛、埋范围来分析。事发县城的尸块包装得很紧密，每袋都有五层黑色塑料袋，而且抛尸范围非常广，这些都表明分尸极可能是在室内的。如果是在室外分尸，那么尸块的包装物就不会那么多，而抛尸范围也会很集中，甚至是在凶手居住处附近直接掩埋。
可是，李秀华的家中干干净净，找不到一点血迹，邻居也说她很多天没回来过了，但经常看见一个中年男人出入她家。由于邻居多为老年人和小孩，他们讲不清中年男人的长相，只依稀记得那个人比较胖。
在刑侦过程中，凶案第一现场要尽快确定，这样才能进行凶案现场重建。我们手上的证据只有尸块，还有黑色塑料袋，突破口只能从这两样着手，不能指望警察从摄像头找线索，因为那时候县城连电脑都没有，更别提DNA库了。同样地，警察没有在李秀华家里找到用得上的证据，她上班的单位是一家纺织厂，平时与她生活有交集的员工都是女性，一个嫌疑人都没有，中年胖男人像是蒸发了一样。
遗憾的是，我和谢增龙在黑色塑料袋上没有找到一枚指纹，想必凶手怕被查到，戴了手套之类的东西。我们再度检查尸块，这时注意到尸体很干净，可能曾经过清洗，但有的尸块上沾着黑色砂粒，塑料袋里还有黑色砂粒沉淀和草叶等异物——这一点很古怪！
室内分尸和室外分尸还有一个区别，那就是尸块的附着物，通常室内分尸，尸块会比较干净，很少有附着物粘附；室外分尸的话，尸块上往往会有泥沙、草、叶等异物，有时尸块的皮肤上还可检见树桩、砖石等造成的拖擦痕。
我们一起找到了六个黑色塑料袋，只有下水道的袋子被擦破了，其他袋子被发现时仍包装严实，这就排除了是抛尸现场无关证物污染的可能性。可罪犯若在室外分尸，那为什么抛尸范围这么大，而且碎尸如此彻底，这又形成一个矛盾。不过，在80年代末，许多住户的房子并没有瓷砖地板，都是水泥粗地，尸块有附着物很正常，但尸块上还有草、叶等物，这让我和谢增龙再一次陷入僵局。
事情出现转机，那是一个月后了，李秀华的邻居赶来公安局报案，说那个胖胖的中年男人摸进了李秀华的家里。等民警赶去时，胖男人被逮了个正着，可他坚持否认李秀华的死与他有关，还说他并不知道李秀华已经死了。
经查证，那个胖男人叫韦安，住在县城外的林场里，是林场承包人。一年前，韦安认识了李秀华，渐渐地他们就好上了。据韦安交代，一个多月前他到邻县卖木材，现在才回来。李秀华是在一个多月前遇害的，时间过去那么久了，他找不到不在场证明，也没人能为他作证。
我和谢增龙跟随民警到林场时，一看见韦安的住处就明白了，那里就是凶案第一现场，因为那是一座偏僻的院子，韦安离异后独居在那里，四周没有一处人家，分尸不必怕被别人撞见。院子明显被人清洗过了，我们也没有在厨房和洗澡房检查，当时一进去，看到院子里的泥砂是黑色的，地上还有落叶，于是就拿起铲子在土色较新的地方挖了挖，结果一挖就挖出带有臭味的土块，血液已经变色了，但仍有些许尸体的肉沫被夹在泥砂中。
尽管铁证如山，但韦安仍否认他杀了李秀华，这时他离异的妻子也带着儿子来赶来，一家人都哭哭啼啼地说自己是清白的。李秀华不是本地人，她的亲人一起赶来时，遇到了韦安的家人，两帮人就在公安局门口打了起来。谢增龙去劝架时，被韦安的儿子打破了头，说是我们被李秀华的家人买通了，栽赃了韦安。韦安的前妻和儿子不依不饶，打了人不算，还坚持让别的机构重新验尸。
1979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发布的《尸体解剖规则》第二条明确规定：“法医解剖：限于各级人民法院、人民检查院、公安局以及医学院校附设的法医科（室）进行。”鉴于这条规定，公安局肯定不同意韦安前妻和儿子的要求，况且在2005年以前，社会上能做法医鉴定的机构并不多。（在2005年10月，国家发布了一个规定，全面停止人民法院的法医鉴定，这使得社会的法医鉴定机构如雨后春笋，但也参差不齐。）
我看到两家人在外面打起来，拉开了他们，后来谢增龙就跟我说，走，朱明川，今晚再去研究研究，我们不能冤枉好人。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法医很难做，可也必须做下去。世界上有太多的不公，我们没有能力做超人拯救世界，但至少可以还一个公道给那两家人。
当时，我们先搞清楚了室外分尸和室内分尸的矛盾之处，可仍对两种性染色体有疑问。我帮谢增龙额头的伤做包扎时，嘴里骂了韦安的儿子，想替好兄弟出口气，可忽然灵光一闪，想到了李秀华为什么会有两种染色体。既然李秀华身体并非异常，那极可能是李秀华已经怀有身孕，且胎儿是男性。碎尸后，这两种染色体混在一起了，单从尸块来看，也不可能看得出这其实是两个人的尸块。
碎尸不是随便碎的，一定有深仇大恨，或者有某种行为激怒了凶手。我们首先怀疑，韦安的前妻和儿子有嫌疑，可他们都住在桂林市，离县城非常远，一个月前都在桂林老家那边。这样一来，问题又绕回韦安身上，难道他真的凶手，只是嘴硬而已吗？
我看着那些黑色塑料袋的照片，脑海却一直是两家人打闹的情景，可袋子上没有指纹，什么线索都没有，这要如何将凶手绳之以法呢？最后，我在看到抛尸地点的那几张照片时，终于意识到凶手虽然狡猾，但留下了一个致命的证据。
在这里，我要解释一下，法医的工作范围，因为上面这段文字看起来，我好像把所有的刑侦工作都做了。法医学的研究包括：尸体检查、活体检查、物证检验、文证审查、现场勘察等五大类。其中，现场勘察是指通过对犯罪现场或事故场所的检查，借以发现与案件相关的人和物及其相关性，为判明案件性质，揭露与真实犯罪进一步提供证据——抛尸现场亦是法医的“地盘”。
我看完照片，心里很激动，把想法和谢增龙一说，两人一拍即合。那是什么证据呢？时间过去一个多月了，证据还可能在抛尸地吗？不会被其他人和物污染吗？答案是，不，完全不会！
凶手很狡猾，戴了手套，在那个年代就知道不要留下指纹，真的很聪明。可是，凶手记得作案时戴了手套，但抛尸时，很可能是赤手扳开了下水道的井盖，盖子下面留下了指纹。事实证明，我们是对的，盖子下面除了几个无关人员的指纹，还有几枚身份不明者的指纹。
也许，大家又会觉得奇怪，凶手抛尸没戴手套，那为什么黑色塑料袋最外层没有指纹？那是因为塑胶手套在80年代末还不广泛，我们猜测凶手使用的是林木砍伐工用的厚手套。那种手套戴上去后，很难扳起下水道井盖，凶手为了快速抛尸，极可能脱掉了手套。既然凶手是在室内分尸，拥有充足的时间，那么尸块包装袋肯定不只五层，十有八九是多套了几个，抛尸后再拿走原本套在最外面的塑料袋。这样不只不会沾上凶手指纹，还能避免袋子不沾上凶案第一现场的任何痕迹。
采集到了指纹，我们要比对，那时还没电脑，比对指纹都是人工操作，用的是指纹卡片。我记得，1956年省厅曾派人到公安部第一民警干校学习全国统一的“中国十指指纹分析法”及指纹档案管理业务，有一个人后来调到该县，整理出了1083份罪犯十指指纹卡片。于是，我们经过比对，真的抓到了凶手，令我们没想到，这一次碎尸的人竟是一名女性罪犯。
罪犯名叫张娟，在纺织厂上班，和李秀华是工友。张娟曾和韦安谈过关系，后分手，就在此时李秀华认识了韦安，这却点燃了张娟的妒火。一次，张娟以为韦安在家，便回韦安的住所取回她的一件衣服，哪想却碰上了刚洗澡出来的李秀华。两个人一见面，她们就争吵起来，还动了手。张娟怒火中烧，拿起铲子打死了李秀华，恰好韦安外出谈生意，她就在院子里分尸，然后把尸块抛到各处。抛尸的地点实际上都在张娟从林场回家的路线上。张娟原以为，她清洗了现场，不会有人查到她头上，没想到在井盖上栽了跟头。而张娟也忘了，两年前，她曾因盗窃百货商店的东西被拘留过，留下了十指指纹。
结案后，韦安和李秀华的两家人不再打闹，双方还向谢增龙道歉。我看着那一幕，对法医这行的退怯感没有了，亦不再迷茫，正如一句法医名言：ToSpeakfortheDead，ToProtecttheLiving。这句话道出了法医事业的真谛：为死者言，为生者权。
以后，我还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案子，每次我都会想起那句话。